没有人是孤岛,因此学习与人共同生活,是我们人类的必修课。当大家都在向往和谐社会的美景时,就暗示了眼前的社会还存在着不少对立与矛盾。这个问题不能只由外在的人际互动关系来谈,还应该进行深入探讨。
简单来说,和谐有四个层次:一是与自我的和谐,二是与群体,三是与自然界,四是与神明界。以下分别说明之。
一,与自我的和谐
柏拉图是希腊哲学家,他对「人」的看法原本很单纯,就是:人由身体与灵魂结合而成,但身体是灵魂的监狱,灵魂才是人的本质。正因为有了身体,人生在世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感官知觉,因而也无法完全享有智慧。人最多只能「爱好智慧」,这个语词正是「哲学」的原意。若想「拥有智慧」,只有等到灵魂摆脱身体之时。哲学之所以有「练习死亡」之意,其故在此。
但是,柏拉图很快就发现:灵魂内部也有冲突与矛盾,譬如我们面临抉择时的反复衡量与烦恼煎熬。于是,他肯定灵魂有三个部份:理性、意气、欲望。这三部分所追求的分别是:知、名、利。所谓灵魂的「和谐」,是指由理性指导,合宜地安排意气及节制欲望。他用「御者与双马」的比喻来描述这种主从关系,可以自成一家之言。能抵达灵魂内部的和谐,外在的言行表现自然中规中矩,与人相处于城邦中,还会有什么麻烦呢?反之,若是忽略内在的和谐,只在外表上送往迎来,又能维持多久的稳定关系呢?今日世界到处可见大小规模的紧张气氛,从竞争、斗争到战争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源于人们内心的失序。
相对于此,儒家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,但是这种和谐依然必须推源于自我的修养。在《中庸》开篇几句话之后,就清楚宣称:「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」这儿所谓的「和」,是指个人在表现喜怒哀乐的情绪时,能够「中节」,恰到好处。如何判断是否中节?一要问自己是否真诚;二要问表现是否合乎礼仪的规定。以「喜怒哀乐」来说,都要符合这内外二种考虑。
譬如,颜渊过世时,孔子「哭之恸」,哭得十分伤心,以致弟子提醒他:老师是否哭得太过伤心了?孔子怎么回答呢?他说:我有哭得太过伤心吗?我不为颜渊这样的人哭得太过伤心,又要为谁哭得太过伤心呢?(《论语‧先进》)从上述对话可知,孔子的哀哭是出于真诚而身不由己,弟子的观察则出于一般的礼仪规定。这两者之间若有落差,必须设法协调,而孔子的回答显示了他知道自己的情感深度,因此依然认为自己的表现是「中节」。由此可见,所谓与自我的和谐是需要修养功夫的,要以理性清明的心,调节自己的情感与欲望。
二,与群体的和谐
苏格拉底被人诬告受审时,公开为自己辩护。他说,他自幼年时期就接受城邦的法律与信仰,依此规范及引导自己的言行,直到可以独立思考探寻真理的年纪。他后来的表现如何,暂且存而不论;他所谓「城邦的法律与信仰」,则是人们处世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法律给人行为的规矩,信仰给人心灵的依靠;若是少了这两者,个人与群体如何可能保持和谐的关系?
孔子为何推崇周公?因为周公「制礼作乐」。孔子为何周游列国,奔走呼号推广儒家理想?因为当时的社会陷于重大危机,亦即「礼坏乐崩」。「礼乐」可以用「礼」一字概括,而「礼」的字源具有宗教性、政治性、伦理性与类似法律规范的要求。简而言之,「礼」字涵盖了苏格拉底所说的「城邦的法律与信仰」。
孔子谈到「益者三乐」时,指出这三乐是「乐节礼乐,乐道人之善,乐多贤友」(《论语‧季氏》)。位居第一的是「用礼乐调节生活」,接着是「称述别人的优点」以及「认识杰出的朋友」。这三者无不涉及自我与群体的互动,并且这种互动所带来的快乐是持久而有益于自我成长的。换言之,自我与群体在保持和谐时,未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。谁说在自我成长时一定要突破礼乐的规范?谁说在「名教」中没有快乐?
三,与自然界的和谐
谈到与自然界的和谐,在农业社会问题较小,因为人类生命寄托于自然界。孟子有几句话,可以用来概括此一观点,他说:「不违农时,榖不可胜食也;数罟不入洿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;斧斤以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。」(《孟子‧梁惠王上》)到了二十一世纪,地球人口多达七十亿,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模式早已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社会。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界,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,以致地球对人而言已是危机四伏,大规模的自然灾难随时可能降临。这时若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,恐怕已经超过了临界点,就像西泽在公元前四十九年率军渡过了卢比康河,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这时所能思考的大概只有着眼于如何推迟延缓地球灾难的来到,并且谋求保命之道了。
有关地球的难局,且让各国政治领袖去伤脑筋吧!一般人除了谨慎保护自己,还能做什么?就个人而言,欣赏脚边的小花小草,与远眺天边的彩虹,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。自然界是滋养人类生命的母亲,给她时间,她会自己复原。庄子说: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」(《庄子‧知北游》)我们偶尔停下脚步,清风明月依然可喜,鸟兽虫鱼各有洋溢生机,何妨珍惜当下每一剎那的美景。
四,与神明界的和谐
「神明界」所指有二:一是祖先,二是信仰中的神明。许多人未必信仰某种制度化的宗教,即使信了这样的宗教,也未必认真奉行教规与仪式,但是说到「祖先」,则没有人不心生崇敬思念之情。外国学者把「祖先崇拜」当成中国人的宗教,并非毫无根据。
孔子说「君子有三畏」。若要成为君子,心中必须有所敬畏,在遵守礼仪与法律之外,还有自我警惕及自我要求的深刻理由。这三畏是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(《论语‧季氏》)所谓天命,是指身而为人,应该完成理想人格的使命,不能只是像其他生物一般,顺着生老病死的轨道走完此生。「天」是孔子信仰的对象,他说过「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」这个「天」无异于宗教里的至高神明。除此之外,孔子对祖先也定期举行祭祀,态度十分虔诚。上有祖先,下有子孙,个人在源远流长的生命长河中,可以找到清晰的定位。内心有所敬畏,即使在礼仪与法律所监管的范围之外,依然真诚做人处事,那才是君子应有的表现。
不仅如此,神明界具有超越此世的精神力量,可以助人度过生命中的困境与危机。所谓超越,就是不再局限于世间的成败得失,转而觉悟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自我是否走在道义之途上。至于精神力量的展现,则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。
五,结论
不论和谐有多少层次或多少侧面,真正存在的依然是个人自己。但这个自己是整合的还是分裂的?若人生是不断分合的过程,和谐也应是动态的。所谓动态的和谐,是指自我充满活力,随时准备面对新的挑战,但同时并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。为了合乎此一要求,除了具备一套合理而有效的「价值观」,还能有什么办法?
我们学习古代经典与古人智慧,目的在「温故而知新」,由此增强信心与能力,活出自我生命的价值。但不论学习成效如何,我们今日所具体面对的处境,依然是独一无二而不可重复的。以上所分析的和谐四层次,也是每个人必须在自身经验中亲自面对、实际修练与细加品味的。

